揭秘|國民黨退居台灣後的60萬"榮民"老兵消亡之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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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影《太平輪》劇照

1949年1月27日,農曆臘月二十八。自上海黃埔港起航的太平輪,搭載了近千名乘客,以及數百噸物資,駛向台灣基隆港。滿船的乘客,帶著離亂的苦痛,開始了這一段艱難的航程。晚23時45分,當太平輪行駛到舟山群島附近時,突然與迎面駛來的建元輪相撞,半小時後,太平輪沉沒在冰冷的海水中,全船生還者僅36人。

在波濤洶湧的大時代浪潮中,很少有人會留意這小小一船人的命運。失去民心和根基的國民黨已無從立足,在1949年兩百萬人潰退到台灣的過程中,太平輪的悲劇只是其中一個小插曲,在青島,在煙台,在上海,在廣州,在中國沿海的每一個重要的港口,類似太平輪這樣的生死離別在日復一日地上演——成千上萬的家庭就這樣在歷史的轉折口分別,一鬆手就是一輩子。

這是一場歷史上罕見的大遷徙,無論是那些曾經叱吒風雲的將軍,還是命若螻蟻的兵士,都在自願與不自願當中,來到一個陌生的彈丸之地。而更多的則是操著各地方言的普通民眾,被這股潮流所裹挾,以1949年為分界點,開始了人生的下半場。

「1949年,國民黨被共產黨擊敗,國民政府帶領二百萬殘兵、難民來到台灣。」著名的中國史專家費正清在史書上冷峻地記載道。這200萬人,不管是否情願,都被刻上了失敗者的烙印。敗軍之將,何敢言勇?隱忍與傷痛,屈辱和自省,種種的情緒都在這一刻埋下了種子,任由歷史的風雨澆灌,歲月催長。

來自不同地域的兩百萬人,無論原籍何處,共同的遭遇,同樣的情緒,將他們組成了一個命運的共同體,一起去承載離鄉的愁苦。在這個小島之上,他們有了一個統一的名字——「外省人」,以區分於六百萬「原住民」。

小島上的故事,就以這兩百萬人和六百萬人為主題,有了一個全新的開始。60年後,當1949年的老一代「外省人」日漸凋零,他們的第二代、第三代,則擁有了一種全然不同於父輩、祖輩的視角。他們在這個小島上成長,與這個小島的命運休戚與共,他們既是外來者,也是原住者,他們遺傳了父輩祖輩的鄉愁,更誕生了自我歸屬的台灣意識。60年後,他鄉儼然變成了故鄉。

理解現在的台灣,不得不從1949年講起,這裡面包含有太多的歷史基因,它是台灣之所以是現在,台灣之所以是台灣的關節點。只有這些「敗軍之將」的命運,不被看做是無關緊要的過去,而是一個關乎將來的現實,他們才不會成為孤獨的歷史棄兒,而是同為中國人,一個民族在大轉折時期的分離體。只有正視這群人的命運,歷史形成的傷口才能漸次癒合,傷痛的分離才能再次聚首。

60萬"榮民"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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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軍撤守大陳島

1960年5月9日,國民黨遷台後的第一項主要基礎建設——中部東西橫貫公路舉行通車典禮。「行政院院長」陳誠和「退輔會主委」蔣經國出席。

這條公路穿越台灣險峻高聳的中央山脈,在修建的過程中,施工方共動員了一萬多名「榮民」作為開路工人,其中三百多名「榮民」因工程的艱險而傷亡。

中部東西橫貫公路的作用在於將台灣的東西部連了起來,使得台灣東部的發展可以加速,然而對當時的台灣當局來說,修建這條耗資巨大,用工極多的公路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用意,那就是安置數量眾多的退伍軍人。

從1950年起,原本隨國民黨來台的60萬士兵,在台灣實施義務兵役制後,逐步被年輕的本省新兵取代。大批士兵退伍,他們在台灣沒有親人,自己也身無長技,退伍後怎麼生活?就成了一個大問題。

就在這個背景下,台灣當局於1954年11月設立了「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」,簡稱「退輔會」,以安置和輔導這些退伍士兵轉業。一開始,「退輔會」主任由台灣省「主席」嚴家淦兼任,副主任是蔣經國,而在實際上,嚴家淦只是掛個虛銜,主要工作都由蔣經國操辦。

「榮民」這個指代退伍士兵的概念由此產生,它的全稱為「榮譽國民」。

蔣經國在「退輔會」上任不到半年,即為「榮民」們建立了屏東隘寮農場、嘉義大埔農場、宜蘭三星農場、花蓮壽豐農場、彰化二水農場等,讓「榮民」們種植水果和其他一些農產品,能夠自食其力。後來,又在屏東、花蓮、台南、新竹等地修建了「榮民之家」,安置那些年老的「榮民」。

1956年6月6日,台北的「榮民總醫院」在蔣經國的推動下開始興建,並於三年後投入使用,簡稱「榮總」,日後這家醫院不但成為許多「榮民」看病的地方,也成為國民黨許多高層人物的病房,蔣經國遺孀蔣方良在病重時,宋楚瑜即是赴「榮總」探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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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榮民總醫院

中部東西橫貫公路的興建是蔣經國在「退輔會」乾的一件大事。在施工前,蔣經國就帶著「榮民弟兄」進山勘測,施工過程中,蔣經國又多次到工地為「榮民弟兄」打氣。

為數眾多的「榮民」就在這條公路建成後,在山區沿著公路紮下根來,一位「榮民」說:「第一批上山的人,手上只有農場分給我們的約二十棵果樹苗,誰能料定未來?在最初幾年,種下去的果樹都沒有收成,只好在田畦間先種蔬菜。」後來這一帶成功培植了台灣以前沒有的溫帶水果和高寒地帶蔬菜,改寫了台灣農業史。日後,這條公路及其旁邊優美的山林、連綿的果園,成為台灣的重要旅遊帶。

到了上個世紀80年代,隨著兩岸關係的改善,「回家」成為「榮民」們的共同心聲。1949年,他們從大陸各地來到台灣後,時時刻刻都在思念著家鄉的親人,可由於海峽兩岸一直處於敵對狀態,「榮民」們想回家是難上加難。

國民黨元老於右任的悲歌《望大陸》正是「榮民」心情的真實寫照,他寫道:「葬我於高山之上兮,望我大陸。大陸不可見兮,只有痛哭!」

1987年,「榮民」集體上街遊行、請願,要求當局開放回大陸探親。一名「榮民」胸前的牌子上寫著兩個字「想家」。有人問他,為什麼要這樣寫?他回答,「我離家快40年了,我不願死在外面,我想回家!」

在這種強大的壓力下,1987年11月,蔣經國正式宣布:「基於人道立場,開放老兵探親。」長達數十年的兩岸同胞隔絕狀態終於被打破。當年12月,第一批「榮民」踏上了返鄉路,台灣紅十字會為這場「少小離家老大回」準備了10萬份表格,在半個月內就被「榮民」們搶領一空。

那時的「榮民」們都會清晰地記得,蔣介石曾多次向他們允諾:「一定帶你們回去」,在那幻想「反攻大陸」的歲月里,每一名士兵都領到了一張「戰時授田證」,台灣軍方告訴他們,等到「光復」了大陸,每個人都可以憑藉這個「戰時授田證」領取一塊土地。進入蔣經國時代,「反攻大陸」正式成為歷史,「榮民」們把這張「戰時授田證」都換成了十幾萬元的台幣補貼。

一部分回鄉探親的「榮民」,則娶了「大陸新娘」回來。由於在部隊時待遇微薄且結婚限制嚴苛,退伍後又和台灣本省人「語言不通」,「榮民」們有許多到老了都還是光棍漢。「榮民」劉家信就是這樣的「老光棍」之一,1949年,國民黨的敗軍路過山東,當年21歲的劉家信就這樣「稀里糊塗」地當了兵。1982年,他在服役34年後終於退伍,住進台北的「大我退舍」,這是為老「榮民」準備的集體宿舍,僅在台北,就有16處像「大我退舍」這樣的地方。

1988年時,劉家信曾回到山東老家一次,但那時母親已撒手而去,劉家信用僅有的積蓄,為父母修了墳,為家鄉築了橋,從此斷絕了回大陸的念想,回到台灣繼續做他的老光棍。

不過,正當劉家信為終生未婚「認命」的時候,一個比他小35歲的「大陸新娘」走進了他的生活,於是劉家信在年近80歲的時候,第一次有了一個屬於自己的「家」。從1949年到現在,60個年頭過去了,如今僅僅在「大我退舍」,「榮民」的數量就已從高峰時的數千人減少到了800多人,並且他們的年齡大多都已超過80歲。每當一位老「榮民」去世,「大我退舍」就多出來一個空房間。在無情的時間面前,「榮民」這道因特殊歷史造就的「台灣圖景」,漸漸走向了消失。

眷村:竹籬笆的世界

在台灣,「外省人」是一個有著特殊政治含義的名詞,它指日本投降後陸續來台的大陸各省人士。據史料統計,1945年~1953年共有約120餘萬外省人來台,其中撤台軍隊約60餘萬人。另外,還有黨政要員、學術專家、一般公務人員、民意代表、學生及一般民眾等,以軍公教人員及其家眷居多。原籍方面則是大陸各省都有,其中又以福建(14萬)、浙江(11萬)、江蘇(9萬)、廣東(9萬)、山東(9萬)等五省最多,人數約53萬以上,占遷台人口的60%左右。這大部與居住地在沿海地區據地利之便有關,部分則是因為政府有計劃的撤退,如青島、上海即是其例。

基隆、高雄兩港是絕大多數「外省人」踏上台灣的第一站。50年代,為解決中下層「外省人」的居住問題,國民政府開始在各地大量興建「眷村」。早期眷村多位於市郊並利用日治時期遺留下的日人房舍。以數量而言,台北縣市、桃園縣、高雄縣市、台中縣市及各軍事基地附近為眷村與外省人口集中分布地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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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的基隆港

最初,「外省人」在黨政軍統治地位的優勢,代表著政治權力與社會地位的強勢者,相當程度地擠壓了部分台籍人士的發展。眷村的興建,使得外省人自成為一個文化圈,無形中也是一種障礙,加之語言的隔閡,外省人無法與當地居民流暢的溝通,過客的心理態度使他們一開始並沒有認真融入當地社會。族群間的矛盾,成為後來台灣相當棘手的問題。

又,「外省人」中涵括了大量的大陸精英分子,帶動了台灣的發展。台灣土改及後來的經濟建設即是借重來台技術官僚的專業與努力,許多大陸企業或產業遷至台灣繼續發展,對台灣的經濟亦有一定的貢獻。文化上,大量知名大家的赴台,不僅深化和豐富了台灣的文化內涵,而且數量眾多的知識階層,挾著政治統治的優勢,對台灣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,如強力推行國語等,將台灣重新拉回了中華文化之內。大陸各省移民與本省人長期接觸之後,雖呈現出多元文化的面貌,但外省人的文化優勢依然明顯。

參考文獻:林桶法:《1949大撤退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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